民国十几年报纸之前吗？
先放结论，在清末民初的媒体监管体系下，“民”对于“国事”的知情权是极低的。 举几个例子。1906年《大清现行审判例》中规定，人民控告官吏，如果证据不实或者控告不实的，加罚应得罪刑一半；诬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908年修订法律后，这条规定变成了诬告者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
1912年3月颁布的新律中，又对诬告作了进一步处罚：“诬告他人为反革命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捏造事实诬告，意图害人者，本罪上加二罪，处死刑或无期徒匪。” 同时，根据清廷所定法规，私设报社，贩卖杂志，无论有无盈利，均视为“窃印贩卖伪钞”论罪，其主犯拟判处监禁两年至十个月不等之刑。
在晚清，因为政治犯罪和诽谤罪的界定标准非常模糊——很多时候政府行为就是“非法”的，因此很多报人由于政见不同而被投入监狱甚至惨遭杀身之祸。 民国成立之后，虽然司法独立，但政治案件仍然由军法惩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章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苛酷刑法”。但是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政治犯的惩处方法反而变得更加残酷。 段祺瑞任总理时曾密令缉拿并严惩“乱党首从”，1914年底，京、津、保三地被捕的“乱党”达70余人。
他们被押往军事法庭受审，以“勾结外人，图谋叛逆”等罪名，处以绞刑、斩首，或被枪毙，或用大刑逼供，残暴无比。 另外，新文化运动的发轫与报刊的积极介入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阻止言论自由，维护所谓“社会安宁”，北洋政府曾两次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进行通缉。第一次是在1915年秋，据说是由于胡适发表文章抨击袁世凯称帝；第二次则发生在1926年3月，原因是胡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用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来称呼西方文明。
当时，教育部已接到密告，说胡适等人组织“外国党”，企图“颠覆政府”。蔡元培闻讯后即函告教育部，表示如经查明确有此事，他愿负责处置。后经多方查证，方知是诬告，遂依法将举报人逮捕治罪。 在清末民初的媒体监管体系下“民”对于“国事”的发言权是十分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