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人民币何时退出流通？
作为1948年入党的老党员，我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3年因伤势严重留下后遗症离休。尽管身体一直不好，但我的党费一直都按时缴纳。1967年我被认定为“五老”（知识青年）之一，每个月可以领到几十元钱，但我还是经常接济生活困难的党员和群众，有时甚至拿自己的救济粮票和医药费去帮助别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虽然国家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也令人触目惊心。一些人为了挣钱无所不用其极，给社会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看到一些政府官员腐败堕落，为了钱财，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谋利的工具，我就感到非常痛心；还有一些人，不守诚信，言而无信，让我非常失望。
1995年，我在医院治疗期间认识了一个四川老乡杨国杰，他当时37岁，在上海做生意。由于我们年龄不相上下又是四川老乡，因此非常谈得来。通过交流我了解到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有一天，杨国杰来找我，神神秘秘地说他有办法让我的病赶快好起来，但需要我的帮助。于是，我让他拿出看家的“宝贝”给我瞧瞧。他说只有我亲自去看看他的工厂才能相信。于是，我让护士帮忙买了一些食品和药品让杨国杰带到他的工厂。
看了他的工厂后，我十分感动。原来，他的工厂里设立了图书馆、医务室、理发厅、浴室等，各种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工厂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党支部”，负责人是李祥森，是杨国杰邀请我去的。
李祥森告诉我，他们这个支部共有20多人，全部是下岗职工和党员。他们的收入是以完成生产的量计算报酬的，多生产一本报纸多一个螺丝钉都有奖励。除了少量产品自己使用外，其他都低价卖给附近的居民和使用者。他们有一个原则就是绝不卖一块假药、一个劣质电池和不正规的电器给居民。
听了李祥森的介绍，我对杨国杰的看法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从那时起，我们之间增加了这样一个约定——他每年给我提供十件新衣服和一个医药箱，但是我必须定期给他提供最新的新闻资料和他需要了解的政策。
1999年，我已经80岁了，身体状况很差，常常半夜因为呼吸困难被喘醒。那年正月，我正在家里睡觉，突然听到门铃声，开门后发现是李祥森。他告诉我，因为我的病又犯了，杨国杰特别担心，因此派他来陪我住几天。第二天，在李祥森的病房里，我亲眼看到他烧火煮中药。此后几天，每天天还没亮他就起床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帮我把中药煎好，再叫醒我服药。
李祥森的细心照顾让我非常感动，他的言行也让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0年以后，已经100岁的我又回到了充满活力的上海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