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书法拓片有价值吗？
这个问题提的有点意思，感觉题主应该是刚入坑不久的萌新。关于董其昌书艺的评价一直是非常多的，评价之高也使得他成为“明清第一”。但是关于其行书的评价却是不太好的，明人王世贞说他的字“结体遒劲，旁涉隶意，用墨浅淡，笔势飞动，自成体系，风骨烂熳。”（《弇州山人稿》）清人朱彝尊也说：“文衡山行书远师米元章，近学王觉斯……然不过得其姿媚而未变其体格。董香光以帖派大家视之，故自有一种姿态，非复唐、宋旧貌矣。”（《竹垞文集·卷七·姜西溟碑》）
上面的话说的比较委婉了，换句现代话形容一下就是：董其昌的行书虽然好，但学米芾的笔法，又沾染了王觉斯的飘逸，所以风格上已经不再属于晋唐书风了，而变成了宋元以后新崛起的“帖派”，这个派别以后的书法家包括于右任都受其影响。 那么既然已经是“帖派”了，为什么还要在开头大谈特谈它的“晋唐”血统呢？这是因为后世学者在评论中国书法史的时候，习惯性地将董其昌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历史地位上去，为了衬托他的“高”，自然要拉出一些“矮子”来对比，而董其昌“不伦不类”的行书恰好成为了这样的“矮子”之一。
事实上，到了明朝中晚期，书法风格的多元化已经成了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特征，正如明人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书有赵松雪、鲜于伯机，画有马文壁、林良，皆善；书有蔡中郎、王右军，画有王维、郑虔，亦善；今则惟唐褚遂良、孙过庭，宋苏轼、黄庭坚，明文征明、恽向而已。”这里的“今”“古”之分其实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一种社会风尚——“尚古”。这种风气也影响了文人的书法作品，比如当时著名的文人草书大家詹景凤就是这样写的：
可见，从明中期开始，书法创作已经不再是以晋唐为审美最高标准的正统了，各种风格都有市场，而董其昌的行书，正是在这种时代风气下产生的。我们看待董其昌的书作时需要把时代风气考虑到其中。如果只盯着他的行书说是“不伦不类”，未免有些武断。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