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法家谁临过祭侄文稿？
“集王字”的体例在明代已经形成，明末清初的书界流行以王羲之书圣为名，如著名的书法爱好者乾隆皇帝，他在《题墨妙轩》一诗中自称“书圣”，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我笔从我志自骄”（《三希堂法帖·题跋二》），他作《兰亭序》、《道旁草》等，都是拟王羲之时而又有变通的地方。这些都可以说明清时期“集王字”风气的盛行。 那么这种风气又影响了哪些人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即可管中窥豹——翁同龢（1830—1904）是清代咸丰年间进士，他是道光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譞的侧福晋（即三房太太），同治帝、光绪帝的生母。他本身是个书法家，又与慈禧太后关系匪浅，因此他在清末书坛上的影响极大。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他的“集王字”作品吧！请看这笔法、结字，是不是和《祭侄文稿》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而且此作的落款还是“乙亥（1875年）夏五月，书于养心殿”，这正是《祭侄文稿》作成的第二年，连时间都如此巧合，实在是令人惊叹。 除了翁同龢以外，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晚清名臣刘墉的“集王字”作品吧！请看这结字、笔法，是不是又是《祭侄文稿》的神韵呢？而且这作品的日期也同样耐人寻味——“癸未（1763年）季春，戏作王氏草书千字文，以慰萧斋枯寂。”这“癸未季春”正是《祭侄文稿》所作之年，连时间都如此巧合，真可谓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