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界牌还有么？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古代的界牌基本上就是官方法定标志物。比如唐朝的边关亭障，明朝的开中则例、盐引，清初的京饷。其本质是一种税收凭证和行政依据。 当然，界牌也可以作为军事用途，但主要作用还是经济调节。比如明朝初年，为了防止蒙古骑兵直接攻破长城，在沿边重镇修筑了数十个城堡，又因为用青砖修建城墙，故称“堡”或“砖城”。这些堡垒一般是由重镇名员驻守，并配备充足的军粮，以此抵御蒙古军队的南侵。
到了嘉靖年间，蒙古鞑靼部屡犯河北边境，总兵李臣节命部将曹印先率领一千步兵，在两门大炮的掩护下，于界桥（今内蒙清水河县境）与鞑靼主力相遇。由于敌众我寡且地形不利，明军被迫撤退。途中因战马缺乏饮水而陷入蒙古军队的包围。千钧一发之际，李臣节下令焚毁弹药，全军以火器轰击蒙古军队，才得以突围。这次战斗，明军伤亡惨重，但蒙古军队也无力再进攻。双方形成了僵局。后来，李臣节利用蒙古草原内部争夺继承权的内乱，率军出击，在乌兰不浪(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击败鞑靼可汗阿麻失里率的主力，斩杀鞑靼太师老沙，取得了胜利。 可以说，这种依靠物资和兵力优势，通过强攻硬打取得胜利的例子还是比较少见的。更多的情况是双方形成对峙状态。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后勤补给线的问题。
对于明蒙边疆的战争来说，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往往由明廷集中大量军队，对蒙古进行战略进攻，因而出现了所谓的“粮草不继”的问题。对此，明朝人自己也很清楚。万历帝为了对付北方部落，曾数次命令政府透支粮草。直到崇祯末年，欠粮高达二千万石。后金入关时所拥有的粮草不过两千六百万石。也就是说，如果明朝没有出现内部动荡的话，是可以凭借经济实力持续支持对北方的军事行动。尽管最后仍然无法实现完全控制，但却足以保持长期对峙的局面。
至于清朝，其实继承了明朝的许多制度。包括界牌制度在内。只不过换了个牌子而已。 那么，进入近代以后呢？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曾经建议增铸银钱，以济海防军需之困。当时广东钱局已经停铸铜钱，所铸当十、当百、当千的银饼不能流通，因而建议开炉鼓铸的同时，准许民间使用银饼、银块兑换制钱。
然而，这个计划被英国人打断了。。。 随后，道光帝在英军的炮口中看到了清廷军备废弛的本质，不得不派遣奕经等统帅前往浙江、江苏等地督率大军备战。同时令户部采买军粮，运交京师备荒。并传谕各直省总督、巡抚，严饬地方官认真办理。
结果，采购军粮的银子花了几十万两，却没有买到足够的粮食，反而让贪官污吏钻了空子。据奕经等人估计，仅江浙两省就被贪污掉四十万余斤粮食。至于四川、湖广等地的军粮采购就更令人咋舌。最后，清廷除了从海关征募洋税外，还不得不动用储备银五十余万两用于购买军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