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盆产地在哪里？
苏州是清代铜盆的主要产地。《清稗类钞》记载：“今（清代）有刻字于铜者，如苏州之铜盆有镌隶书五字曰白虎太平字，而字外以蟠虺纹饰之，又于字旁有‘道光十一年制’五字一行者。”清嘉道年间苏州的铜器刻字装饰方法和器物种类，是通过苏州铜盆得到呈现的。除了刻字外，苏州铜盆还被刻制《兰亭十三跋》等书法铭文。
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对云南铜矿实行严厉控制，铜盆等普通日用铜器在铜料供应来源上受到影响。嘉庆至光绪末年，滇铜入贡已渐行困难，以致“（嘉庆）十六年（1811）遂有滇铜不至之诏”。与此同时，湖南、甘肃、云南、江苏等地的铅山铜矿开始逐渐增多，铅山铜开始代替滇铜。嘉庆十九年（1814）至道光十五年（1835）先后在湖南、云南等地设置厂户，购买铅山铜，运往云南铜务局，代替滇铜。江苏在其中扮演了承运商人的角色，嘉庆二十五年（1820）曾发布上谕：“江南之商，贩运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之铜斤至云南者，即属有本难收……此皆无庸禁革。”江苏商人贩运湖南产铜到云南，一方面可以解决云南缺铜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解决本地铜斤的积压，获得相应的商业利益。所以江苏铜盆生产在19世纪前30年依然能够持续。同时，清政府对铅山铜的质量要求较为严格，所以清代中后期流行的长沙、常宁等地的“锅面铜”并不普遍运往云南。相反，质量上乘的铅山铜成为江苏制作铜盆的主要铜材来源，所以道光至光绪前期的苏州铜盆质量上乘，流行到全国各地。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政府“允招商矿，遂定矿务章程”，民间冶铜得到法律保障，促进了湖北、江西、江苏产铜的进一步发展，铜盆等日用铜器的生产规模得到相应扩大。湖北是其中铜盆和铜炊具生产的重要基地，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北铜盆行出现，该行规定：“铜盆行，卖洋铜为生。”光绪末期、民国初年湖北、湖南、江西成为铜锅、铜盆的“制造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