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年是民国多少年？
民国有几年的说法，一些人误以为是指中国国民党治下的时期，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在我国，“民国”一词，作为朝代称呼有两层含义：一是专指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退离大陆期间，即中华民国；二是比此时间段更久的民元、民国，甚至清代也有民间所称的“民国时代”，为1912-1949年。由于中华民国的建都所在首都南京发生了多次统治更迭，故又有“南京民国”、“首都民国”、“宁汉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之称。
因此在1912年前的民元、辛亥革命前后的民国初年，以及1949年以后的 contemporary （当代、现代），虽然也都存在所谓“中华民国”（China Republic）的称法，但在我国均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涵义，故不能笼统地称为民国若干年。
中华民国与清朝不同，它既是中华人民（不同于“华人” 或 “外省人”，即具有中国国籍的人）的政权，也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不同于之前的共和国，如南罗，并被称为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之最）。
为此，当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之时，即具有现代国家的诸多特征，包括拥有现代的领土、主权、政府（中央和地方）、现代化军队（近代化的民族军队）、国民（具有中华民国国家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以及国民身份识别标志的国籍），并且还设立具有国外援助水平的现代司法、监察、审计制度和职能，以及立宪政体、议会、总统、内阁。同时，还有发展近代国民教育制度，倡导国民革命运动等。然而，与此同时，在疆土以及民族和宗教上均未能彻底摆脱旧有的封建藩篱。
尽管中华民国一直标榜实行“三民主义”（民众、民族、民主），但是却仍摆脱不了历史上王朝时期（包括清、元、明、宋、汉、唐、晋、楚、鲁等）武力兼并、征服和统治的事实。尽管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在中华民国建立后，却并不真正承认在20世纪初农民战争所建立的“国民”“政府”（如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甚至仍秉持封建王朝的世界观来看待国内的民族（如藏缅、蒙回、苗瑶等）和宗教（如汉族的儒、佛、道诸教，回族的伊玛目哈洼教，藏族的蒙古大汗八大教及本地本教等）问题，并强力推行“五族共和”（蒙古、满、回、藏、汉族）。
所以，当中华民国在1913年破坏第二次孙中山上举的“土地国民”纲领（如袁政府《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中“禁止农地国有”）、1915年在日本人的指使（刺宋案、“二十一条”等）和授意下颁布《袁世凯竞选总统宣言》（“民族、民权、民生”）对抗共和民主，并亲日拒约，把中国的山东移交给日本之后；即出现了中国国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严重受到损害。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初爆发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之后，在中国出现了从西方民族国家之路转向第三世界的民族自决和社会革命。
为此，当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1926年，中国国内政府之间的战争，又称“京奉战争”；1927年，以汪精卫为首的“宁汉合流”，组建汪精卫南京政府，即“中华民国政府”，公开对抗并拒绝承认蒋介石的上海和南京政府为中华民国的代表）中，武力消灭有“国民代表”之称的奉系军阀以后，在国民党（第一、二、三、四次国共合作、北伐、西征、东征，以及护国、护桂、护法等）和共产党内，也就出现了所谓“国家主义派”和“民权主义派”之争。
（“在反对党时代以社会革命为之图，而于一革命之后，即谋巩固封建制度之所由来。以此，故国民革命一朝成功，而封建势力依若故也。”《孙文越飞宣言》的“左”的全盘继承封建主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可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及“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相适应，或相统绪了。——张东荪《对于中国革命之意见》）
为此，1927年“宁汉合资”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便力主中国应实行三民主义下的分治合作（以族制、民法、省自治制等）的新体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国民党中央，坚持三民主义下的中央集权制（对内对外建立最高统制；“以党治国”）。
尽管中华民国的国号仍在，但是，从中华民国初期到中期（1912-1927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第一代民族主义者，到中华民国后期（1927-1949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第二代民族主义者，在民族立场、民族观念和民族机制上的显著变化，已经使“中华帝国”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